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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永定：解决这些问题，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经济增长速度。如果实体经济没有盈利空间，钱自然流向了“虚”的地方。如果实体经济挣钱，钱自然流向了实体。那么，如何让实体经济挣钱？必须要有一个不怕赔本的实体买卖去带动经济的增长，这个实体就是国家。比如，国家启动基础设施投资，会带动上下游一系列的需求，其他行业自然也能挣钱了。
伯科的意外干预还意味着，梅姨不得不参加将于周三（20日）召开的布鲁塞尔峰会，并要求延长“第50条”中规定的脱欧期限，不仅如此，英国还得花费1亿英镑参加欧洲议会选举。早前英媒曾称，延长脱欧的具体期限是多少，取决于3月20日之前，也就是欧盟峰会的前一天，议员们是否支持梅姨的“脱欧协议”。若“脱欧协议”在第三次投票中获得支持，梅姨将寻求短期延期，即延长至6月30日。反之，若“脱欧协议”再次受挫，脱欧需要更长时间的延期。
但是大部分情况下，两者之间不会有冲突。比如，实施廉政建设、市场化改革，不会使得经济增速下降（除非有官员有意怠工）。还比如，很多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，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，调结构也相应变得更容易。实际上，经济增速好的时候，结构改革会相对容易。同样，经济增速下降时，结构改革难度也相应增加。
新京报：从改革开放后40余年来看，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，原因可能是什么？余永定：我觉得最关键有几点：第一，中国是高储蓄国家，中国有充分的可借贷资金。中国的投资率很高，但外债对GDP之比保持在安全水平之内。第二，由于中国的制度安排，很难想象会出现银行挤兑的现象。任何金融危机最后的表现都是银行挤兑。在国外出现了严重的负债问题，可能会出现这一现象，但中国的金融机构、银行体系中，国有占主导地位，即有国家信用做（隐形）担保，不会出现挤兑现象。第三，资本外逃也会导致金融危机。但中国没有放弃资本管制，自2016年以来我们还加强了资本管制，从而遏制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。第四，由于对金融机构监管较严格，类似MBS、CDO、CDS之类的衍生金融工具的作用有限。第五，中国经济的杠杆率，特别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依然处于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水平上。第六，银行不良债权率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低。第七，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下降压力，但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增长势头。
不仅如此，今年以来俄罗斯还在大规模增持中国国债。《俄罗斯报》中文网“透视俄罗斯”10月21日援引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，该国持有的中国国债已经达到650亿美元（约合4593亿元人民币），这是中国国债第一次在该国央行持有的外国证券中位列第一。不只如此，人民币资产还为该国央行带来年利率4.39%的收入，在该央行持有的资产中，利润也位列第一。
如果从“债务通缩论”来看待经济危机，那么，需求不足和收入不平等就可以是有益的补充因素。另外，如果把信贷与一种广义上的生产概念相对接，那么，信贷本身就不仅仅是流通问题，而是社会化的信用生产和再生产问题。但是，信贷循环的解释，是否还存在什么一般所难以直观到的隐蔽道理呢？
